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始于元朝忽必烈时。忽必烈在进军川滇中,遇到了西藏喇嘛八思巴,被他的学识折服。1260年忽必烈继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后升为“帝师”),赐“灌顶国师”玉印,授权管理藏传佛教。随后忽必烈也皈依了佛教,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贵族中传播。元朝利用八思巴在西藏地方政府建立“政教合一”的制度,结束了部落割据的局面,西藏统一于中国。
明朝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1507—1582年)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又西征青海,东进辽东,基本控制了蒙古各部。阿勒坦汗在西征中接触到藏传佛教格鲁派,认识到藏传佛教可以帮助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更好地控制蒙古,加强与西藏的联系,阿勒坦汗接受了佛教。明万历四年(1576年)阿勒坦汗遣使到西藏邀请黄教领袖索南嘉措到土默川颂经传教。明朝皇帝为巩固对蒙古的统治,利用喇嘛教约束蒙古贵族,支持阿勒坦汗提倡喇嘛教的举措。阿勒坦汗为迎接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修建了寺庙,万历帝赐名为“仰华寺”。万历六年(1578年)5月,阿勒坦汗率土默特部贵族和部众等8万多人在仰华寺隆重举行欢迎索南嘉措仪式,聆听索南嘉措讲经传教。双方经过会商,决定互赠尊号,阿勒坦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为“便知一切的金刚持最高活佛”。至此西藏有了“达赖喇嘛”称号,索南嘉措被尊为“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了以前两位最高活佛为一世、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回赠阿勒坦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意为“能转千金法轮的睿智汗王”。阿勒坦汗还向索南嘉措颁赠了“达赖喇嘛”金印,并答应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喇嘛教,建设寺庙;保护喇嘛教徒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喇嘛享受一定的特权,不服劳役不进贡等;高僧享有蒙古贵族的等级地位和待遇。会商之后,举行了由蒙古、藏、畏兀儿、汉等民族群众1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阿勒坦汗和夫人钟金哈屯及蒙古王公贵族等作了灌顶入教仪式,阿勒坦汗正式皈依佛教。
万历七年(1579年)阿勒坦汗回到归化城,兑现其在仰华寺的承诺,修建了蒙古地方第一座格鲁派大寺——美岱召,万历帝赐名“弘慈寺”。阿勒坦汗过世后,他的后裔在土默川相继修建了席力图召、小召、乌素图召、喇嘛洞召等众多寺庙。在鄂尔多斯地区修建了准格尔召、伊克召等。内蒙古地区蒙古各部从贵族到平民开始信奉喇嘛教。
呼和浩特大召寺阿勒坦汗像
万历十三年(1585年),索南嘉措应继承汗位的阿勒坦汗长子和钟金哈屯夫人之邀,来到归化城为阿勒坦汗举行了超度法会,为大召释迦牟尼银佛主持了“开光法会”。前来参加开光法会的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卫拉特蒙古各部代表,向索南嘉措顶礼膜拜,请僧取经。
1587年,索南嘉措在内蒙古圆寂,留下“转世灵童在阿勒坦汗家族中”的遗言,以巩固黄教在蒙古中的影响。万历十七年(1589年),阿勒坦汗之孙青格尔杰布彻辰的夫人在今土左旗台格牧乡生下一子,经众喇嘛和索南嘉措管家等的认定是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后经西藏三大寺派出使团,在土默川寻访,得到确认,赠法名云丹嘉措,即四世达赖喇嘛。这是喇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中唯一的蒙古族。四世达赖喇嘛的确认,促进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黄金史纲》称:“达赖喇嘛的化身降生于阿勒坦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格鲁派)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像
清朝自皇太极开始,就推崇和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诸部的重要工具。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朝的大力提倡,蒙古地方遍地兴起建庙热。于是在土默川一带新建了五当召、昆都伦召、五塔寺等多座寺庙。清廷对明朝已建和新建寺庙赐了名,如大召赐名“无量寺”、乌素图召赐名“庆绿寺”、“法禧寺”,五塔寺召赐名“慈灯寺”,喇嘛洞召赐名“广化寺”,最终归化城有了“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的召城之称,“殿宇雄壮,比拟佛国”。此时,准格尔召也被赐名为“宝堂寺”。
到清末,从呼伦贝尔到阿拉善地区,各盟旗、苏木都建起了众多的喇嘛寺庙,王公贵族也建有家庙。据统计,清末内蒙古地区共建起1300多座寺庙。清政府还制定了鼓励蒙古贵族和平民当喇嘛的一系列优待政策,清廷册封上层喇嘛为“国师”、“禅师”、活佛等尊号,均由蒙古族充任,享有同蒙古王公、台吉同等的政治、经济特权;对所有的喇嘛免除兵役、赋税、徭役等,不参加劳动还能过优厚的生活;理藩院对喇嘛颁发“度牒”,即官方传教执照,喇嘛受政府保护等等。这些优待政策吸引了众多蒙古族青少年争当喇嘛。到清朝中期,内蒙古地区喇嘛总数达到15万人之多,到清末降至12.8万人,占蒙古族男性人口的30%至40%。为了密切清廷与藏传佛教的关系,顺治帝多次下诏约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进行极高称号的册封。康熙于三十四年(1695年)两次西征凯旋归化城,并将甲胃、弓箭、腰刀等随身之物留在席力图召,作为纪念。后又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立石碑,纪念西征胜利,表彰小召托音二世活佛在对噶尔丹征讨中效忠朝廷的功绩。藏传佛教真正成为清朝统治蒙古民族的有力工具。